学习及“治未病”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此前不久，中办已印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可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将是全党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必将推而广之。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就是要为领导接“地气”，为基层接“天线”。具体学什么怎么学，不外乎是要学习党的理论和每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实践，向群众学习。简言之，就是要学习书本知识，学习实践。从实践中总结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

关于学习，中外名家都给予过许多赞美。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培根说：“书籍是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西汉的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当今时代，之所以出现了“知识经济”的新词汇，也说明读书已无可非议地在我们工作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时代要发展要进步，领导这个时代的政党如果不能正确指引航向，社会就会出问题，社会的肌体就会产生病症。我国早期医书《黄帝内经》里，即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一说。写《伤寒论》的张仲景被誉为“医圣”，就是因为他主张并能做到了“治疗”尚未形成疾病的病――他把这叫做“治未病”。执政党提倡学习，就是要有能力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为革命和建设“治未病”、“治未乱”，以免造成损失。

大凡布新政、谋振兴、图大治者，必举大“学”。而大“学”者，就是产生新思想，提高新觉悟，创造或顺应人类发展大趋势，实现新发展，得到更多的自由与自觉。所以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他的大“学”确实有关。故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像这么酷爱读书，而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非常罕见。在某种程度上，读书对来说，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或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读书是的精神存在和升华的方式。是活到老，学到老，甚至是“读到死”，在去世当天他还读文件、读书11次，近3个小时。去世后，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图书整理小组，整理出图书近十万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论》以及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传记，他都反复读过。他曾经读过一本仅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就写了1.2万字。他在读《拿破仑传》时，还专门找来英国人、苏联人写的不同版本，了解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拿破仑的看法。他在延安时，专门组织读书小组，读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每天晚上读十多页，读后就讨论对这十多页的看法，要讨论出思想。中国改革开放前，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讨论，思想的解放为开辟改革开放的航道，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飞跃发展，通向了“以人为本”的和谐道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六七岁时就是个书迷，晚上他经常和父亲一起沉醉在看书之中，他们不一口气读完每本书就不善罢甘休，所以从晚上一起读到天明是常事。卢梭把家里的书读完后，又开始读他外祖父的藏书。书籍使他聪明，使他进步，后来他成了一个思想家，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誉为“革命的先驱”和“人类的导师”。

从医家的“治未病”，人们悟到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普遍真理。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就是使我们的执政党更有能力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使我们更加清醒地努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更加富强！